《凤凰读者俱乐部》乐唯亭

126、第126集：“洗钱”风波

　　小妹回到上海，李娜也从美国回来了，回来时却突然带着邵友保先生一起来到公司，一同谈论起关于香港票房的问题；
　　李娜：我看到香港几个影院上座率不是很高，但公司的报告却说上座率盛况空前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　　小妹：据我了解，之前的实际收入确实与上座率相符，但我最近没去香港，详情不是很清楚；
　　博士：安娜你的意思是？
　　李娜：为这个事我特意找到了邵先生，他说了事情的缘由才令我非常惊讶；
　　邵先生接过李娜的话说道：有这样的可能，有人联合香港影院，虚报上座率，再将大量现金作为票房收入存入香港的账户，这样的话涉嫌“洗钱”；
　　小妹和博士一时惊讶的无言以对。
　　小妹：邵先生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洗钱情况的？
　　邵先生：洗钱这个情况香港影视界很早就了解，最初利用拍摄影视剧洗钱来自于美国和意大利，后来在亚洲日本和韩国都愈演愈烈，而香港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电影繁荣，其实与□□利用影视剧洗钱有直接关系，后来就连美国等世界各国的诸多帮派，也纷纷把钱压在香港，香港的电影业已成世界性□□的洗钱基地之一了，以至于很多香港导演都有□□背景，干脆明目张胆的干；
　　李娜：邵先生你再说说他们一般洗钱的方式；
　　邵先生：哦，很简单，可以先注册家电影公司，再投入重金拍戏，普通动作片投资约200万港币就够，他们却投资上千万，请最大牌的明星，在场地、置景、服装、道具上不惜金钱，目的就是将黑钱尽量花掉；别管电影拍得多烂，只要放映就行；也有小投入拍影视，说成大投入，过后再和影院编造一个远高于实际拍摄成本的票房数，甚至影院就是自己开的，然后将大量现金入账，黑钱就“洗白”了；
　　小妹：邵先生，除了香港是这样，我听说内低也在模仿香港洗钱的方法是吧？
　　邵先生：我觉着，其实内低的洗钱规模做的比香港都过分；
　　博士：安娜小姐，我们肯定没有做，那么你的意思是目前债转股的海南这家公司参与了“洗钱”？
　　李娜：是的，我们几个并没有参与，那就一定是他们洗钱了；
　　博士：但我觉着，他们占的股份比例并不大，而且票房收入过后还要按比例分成，这“洗白”的钱并不多呀；
　　李娜：他们更深层的用意可能我们还不掌握，在之前他们提到要在香港开设离岸账户，估计钱存在香港另有他用，而如果在大陆将钱汇至香港要缴税的，还会受到限制；
　　还有，这样有三家合作投资的影视剧，他们夹在其中，占得比例又不多，洗的钱又存入香港，尽管收入少，但更安全；而一旦被查出，我们都涉嫌其中，逃脱不掉的，他拿我们当挡箭牌的；
　　邵先生：而且这样分完红后各走各的路，没处去查；
　　博士：我对大陆的这个暗像不是很清楚，他们如果洗钱的话估计能赚多少？
　　邵先生：我知道一般在香港洗钱的成本为35%，但影视行业很低，香港自1994年开始已经取消了影院票房收入的税收，过去这部分的戏票税称为“娱乐税”，税率为10%，这样洗钱的成本就比原来的还低，而大陆的文化营业税为5%，听说还要缴基金什么的，洗钱成本比香港高，另外听安娜说，他们不是还提出了在香港分红的说法吗？就是为了躲税这个目的，在香港开设账号，将收入洗白了的钱直接存入账户；
　　李娜：博士，当初他们合作进来时，投入的资金是现金吗？
　　博士点了点头说：正好这些现金用来支付场地费、租赁费什么的，付款也方便，没想到他们的现金在香港这里是在找出路呢；
　　原来我就一直害怕在香港搞影视业被拖下水，结果他们过来了，比香港做的还要猛，听安娜说，当初认可大陆的影视公司合作债转股，但现在看来，大陆的已经从香港那里学到了很多，香港和我们反倒落后了，有苦说不出；
　　博士继续说道：看情形，这样的乱象已经把不住了，其实他们大概很早就已经开始这样干了；
　　李娜：但是据我所知，香港影视业的洗钱，资金一般来自□□的走私、贩卖毒品或贩卖军火，诈骗等等，但达路这个洗钱，黑钱是什么来路呢？
　　博士看了看小妹，小妹摇了摇头；
　　李娜干脆的把手一挥：算了，这个影视项目结束后马上和他们说拜拜；
　　博士和小妹又都点了点头；
　　李娜：当初他们还承诺什么来着？
　　小妹：国内对海南进口香港影片有优惠政策，可以直接是粤语的，他们说从1990年开始，海南经济特区执行比其他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，海南省电影公司可以直接从香港市场进口发行境外影片，这叫“省特供区片”；
　　李娜侧过头去望着邵先生；
　　邵先生接过来说：不过我在香港听说，海南这个特惠政策已经变了，原来这其中还涉及电影公司和上级主管部门分账的利益问题，好像是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光点布有一个新的《细则》，开始推广院线发行机制，这样的话，海南电影公司垄断地位被打破了，“省特供片”权利相当于被收回了，进口影片发行分账的权利和利益也都没了，因此海南各家发行公司的收入开始下降，因为发行“市场化”了嘛；
　　李娜：这样的话，就把他们逼得到处找出路，这次合作后不会再和海南的影视企业合作了；
　　另外，我对他们洗钱还是很好奇，那么钱是哪来的？是他们自己的黑钱吗？还是在替别人洗，杜小姐，你抽空调查一下，他们的黑钱来路，我们在大陆投资和开辟市场，需要熟悉这里的环境，需要有准备，不能稀里糊涂的，最后导致被利用，用中国的俗语说就是“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”呢；
　　过后，李娜和博士离开了办公室，小妹也转过身来高兴的拍着手说：邵先生，您终于回来了？
　　邵先生笑着回答：是呀，终于又在一起共事了；
　　小妹：邵先生，是李娜姐把你给请回来的吗？股份的事怎样了？她请你回来都怎么解释的？
　　邵先生：安娜他们说，罗德里格斯先生回到美国去了，股份问题不再提了，还保持原来的比例，让我回来大家继续合作，其实这个结果我也猜到了，主要是美国“9·11”起了点作用，事件发生后，美国股市大跌，小布什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内和国际上的双重压力，随后他调整了与俄罗斯、中国等大国之间的政策关系，开始重视各国间的多边磋商，也是为了赢得这几个大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上的支持呗；
　　小妹笑着说：邵先生看来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“晴雨表”了；
　　邵先生沉思了一会说道：我感觉这就像“蝴蝶效应”，其实几个恐怖分子在美国劫持飞机，却让我意外的回到香港公司继续工作，但是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，很滑稽吧；
　　对了，杜小姐，说起这事我还想起，还记得在香港时咱俩谈到的“费尔蒙特饭店会议”的事吗？
　　小妹：对，还记得，布热津斯基提到的“喂奶主义”，让不发达国家的人口更穷；后来这个问题我也问了施密特先生，就是那个耳朵上有道疤的德国人，他说英国xxx也曾报道过；
　　邵先生：我也一直在注意这个新闻在香港有没有报道，结果今年的3月份，《香港商报》终于报道了（注1），看来这个新闻不是空穴来风，当年我们和罗德里格斯先生对着干就对了；
　　小妹和邵先生都欣慰的笑着.....；
　　等邵先生离开后，小妹又专门来到李娜的办公室：
　　小妹：刚才说起《刘公岛枪声》这部片子目前的票房，我真是心有余悸；
　　李娜：是，我也感觉着票房很一般，我最近一直在忙别的没顾得上这边，那么最后还能导致亏本吗？
　　小妹：我最近和财务测算了，好像还不至于，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午的话在影院要提前撤档的，给其他的片子让路；
　　李娜：嗨，撤就撤吧，再拍别的呗；
　　小妹：哦，李娜姐，但是.....，去年年末，博士让我参加公司的巴黎会议，而去年这部片子还没公映，我也就很轻松，但今年不一样了，我可不敢再去参加会了；
　　李娜有些疑惑的问：博士为何自己不去参加年会？
　　小妹戏谑的笑着说：估计是被新娘子缠住了呗；
　　李娜也笑了笑说：那你去不一样吗？
　　小妹：等今年年末再去巴黎，总裁问这部片子的票房，我怎么回答？那不是等着挨批吗？
　　李娜哈哈的大笑了起来说道：你放心，你们总裁不会批评你的，他甚至还会赞扬你.....；
　　小妹愣着问道：为何说总裁还会赞扬我？他赞扬我什么？
　　李娜戏谑的笑着说：他会说你最近更漂亮了，来巴黎穿戴更时尚了呢；
　　小妹有些疑惑的问：哎呀姐，人家和你说正经的，为什么不批评我们呢？投资不赚钱，老板还不生气？
　　李娜向着博士的办公室瞟了一眼有点神秘地说道：晚上我们还去德大西餐社，正好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和你谈谈；
　　下班后，俩人一起乘地铁来到南京西路，在德大西餐社的餐桌上，小妹和李娜聊到了白天的话题；
　　小妹：为什么说公司对我们票房业绩不太关注呢？
　　李娜：这要说到目前重过大陆的商业观念了，目前在中国仍旧是已物质交换为商业收入的主要来源，经济增长的部分也主要来自于工业制造的产出，流通领域或其他产业还处在萌芽状态，但是在西方，商业获利早已过渡到更高的服务业层次了；
　　小妹：这个道理我倒是懂，但李娜姐你能否说得具体点？
　　李娜：我给你讲个中国与西方商业利益对比的例子：
　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时，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媒体，对中国农业传统的作业方式很感兴趣，就来到一处偏僻的农村，找到一家种雪梨的农户，提出要买500个雪梨，并谈好了价钱，500个雪梨是100元人民币，约核12美金左右，但还有一个附带要求，就是必须演示一下这些雪梨是怎样从树上摘下来的？
　　早年说来，西方国家很多企业或商业研究机构，对中国农业传统的作业方式、特别是手工作业方式很感兴趣，因为在他们那里，从树上摘取果实要使用特殊的升降机，而西方国家祖辈早年像中国这样传统作业方式早已销声匿迹了，但早年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；
　　而中国农村偏远地区，根本不可能有升降机这样的农业机械，因此他们很好奇这些农民远古的作业方式；
　　这家的果农认为这桩买卖很划算，就找来了一个帮手，果农自己爬上树干，用一个绑着弯钩的长杆，看准一个雪梨轻轻一拧，雪梨就掉落到地上了；
　　而树下的那个帮手，仅仅是将掉落在树下草丛里的雪梨捡到竹筐里就行了，两个人边忙乎着、边轻松的聊着家常......；
　　当然，这家西方媒体已经将整个摘雪梨的过程拍摄了下来；
　　接着，媒体负责人数了一下雪梨数量，按谈好的价钱付了款，然后捡了几个雪梨吃着，正准备离去......；
　　果农一把拉住带队负责人问：你们为何不把买的雪梨都带走呢？
　　负责人说：这么多，他们根本带不走的，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这些雪梨你们自己留着吧；
　　接下来，好奇的反倒是农民了，他们生气地说：我们的雪梨远近闻名的，你们没有理由瞧不起我们；
　　过后，翻译耐心的解释了半天，梨农总算似懂非懂的放了他们，并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偷笑着，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大鼻子蓝眼睛的傻瓜......；
　　小妹听后感叹道：是呀，梨农认为值钱的只有他们的雪梨，而在这几个西方人眼里，那些雪梨并不值钱，而值钱的是他们独特有趣的采摘方式；
　　李娜：嗯，这些梨农认为，一个柿子在市场上只能交易一次，但这次录制摘雪梨的过程，可能会被卖到“美国国家地理频道”或欧洲的农业频道编制成节目，雪梨本身所附带的信息立即升值，其价值会是12美金的N倍；
　　李娜又接着说：说到这里，又联系到杜小姐你经历过的业务了，比如当年的人才项目......；
　　小妹也兴趣盎然的抢着问：对呀李娜姐，当年的人才项目我还一直很好奇，菲洛克斯公司为项目投资那么多，但程刚人却在为威士德尔酒业服务呀？
　　李娜：是呀，杜小姐你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，你也只知道你只有一个丈夫，而威士德尔酒业也只有一个亚洲区总裁对吧？
　　小妹有些狐疑的点了点头；
　　李娜：其实，在你们菲洛克斯公司商业计划里，像程刚这样的人才项目不知还有多少个呢？除了酒业的，还包括其他行业，而这些各式各样的人才项目，到现在为止还在一直不断地更新着；
　　李娜继续说道：这些个被菲洛克斯公司策划过的诸多人才，尽管身在不同的各个企业里，却一直暗中为菲洛克斯公司提供极具价值的商业信息，这些商业信息被输送到菲洛克斯公司总部，被重新分类、重新组合，菲洛克斯公司那些策划精英们，会将涉及到的这些业务及其相关产业的信息综合和延伸，比如酒业来说，涉及到酒瓶、玻璃制造，橡木塞，设计和包装，陆运和海运，而说到橡树木塞嘛，又涉及到农业种植，土壤、气候和温室效应等等；
　　小妹抢着答道：对了，能够影响到股票市场；
　　李娜：何止是股票问题，而这一切再经过周密的筹划和放大，反过来引起“蝴蝶效应”，继而利用执政党或在野党在国会的辩论演讲干涉施政，你看看？何止是通过程刚影响到威士德尔酒业的决策呀？这时的菲洛克斯公司会利用这个效应最终影响到德国政府、甚至包括影响欧盟委员会的决策呢；
　　最后，他们为程刚这个登顶亚洲区总裁项目，假设支付了100万美金，但过后连带着可能早已赚到了1000万美金了呢，而且这些间接的连带获利还在不断地循环往复着；
　　你说，这时候的程刚仅仅是一个雪梨的价值吗？而且雪梨的价值何止仅仅体现在雪梨上，而是雪梨本身所附带的其他商业信息；
　　而且这些复杂的盈利过程，中国人还很难读懂，他们还只能从事直接的获利，直接赚取物质利益呢；
　　小妹：这会儿我明白了，我还记得早年施密特先生一直和程刚开玩笑，说要把他卖掉呢；
　　另外李娜姐，你说的这个我懂了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，这是我们这些人在平行的角度完全看不到的视角；
　　李娜笑了笑继续说道：杜小姐，但尽管这样，故事还没完，因为程刚尽管登上宝座了，但他是个大活人，他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；
　　小妹：嗯？李娜姐这个我还没全懂；
　　李娜：说的更明白点吧，就是说要在程刚身边安插一个监督者，一个收取信息并反过来替菲洛克斯公司发出指示的人；
　　小妹发觉故事越来越有深度，渐渐开始涉及到她了，便神秘地问：李娜姐你继续说；
　　李娜：我曾听施密特说过，当初你刚到上海公司运作人才项目时，和博士之间的特殊关系，被施密特先生给破坏了，这个情况杜小姐不用我说，你比我还清楚；
　　其实，哪怕你真的和博士成了情侣，而没有和程刚最终走到一起的话也没有关系，菲洛克斯公司也要寻找出一个经过训练的美女嫁给程刚，然后让这个美女在程刚身边扮演“碟中谍”的故事，当然最好还是你嫁给程刚了，因为你直接就是菲洛克斯公司的人嘛；
　　当然这一切早就被施密特先生给策划好了，他甚至一箭三雕，顺势把你的价值发挥到极致，即报了博士抢了他女朋友的一箭之仇，又促使你和程刚的百年好合，而他自己当了一次花下月老，最后把你这个菲洛克斯公司的美女间谍又安插到程刚身边；
　　小妹心想，李娜说的这些她早在第一次去科隆总部时，就听施密特先生说过，看来她和程刚之间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童话故事，而实际上可能成了国际MBA工商管理培训的案例了，就像过去听过的一个商业讲座，邓文迪嫁给默多克的曲折过程，已经被整理成MBA的商业案例了一样；
　　小妹：这些我确实已经知道了，施密特先生曾告诉过我，但这个神秘程度和深度却是始料未及的，不过仅此而已呗？
　　李娜：哪里哪里，故事才进行了一半，你接着听下去，惊险的过程还在后面呢。

　　注1：参考网络信息：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——清除地球垃圾人口（本文2002年3月29日曾发表于《香港商报》），专栏供稿：何新